葬禮文化：傳承與改革-西安霸陵墓園
喪葬禮儀在中國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嚴格來說，“喪”和“葬”的意義是有區別的，“喪”指的是從人初死，經小殮、大殮，到停柩待葬（即“殯”）的過程，而“葬”則是將靈柩入的一系列儀式，二者皆屬“兇禮”?，F代語境下一般“喪”“葬”連用，指的是從初死到埋的全過程。
葬禮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占據著重要地位。根據張亮采先生的研究，喪葬的儀式程序在周朝時就已經大體確定了，《儀禮》和《禮記》中有大量關于葬禮的章節，對于殮服的等級和殮尸的人員、尸體的擺放位置和方向、棺材的等級和下葬方式的不同、招魂方式和所用的衣服、確定喪主的順序、報喪的語言、哭的不同時間和方式、行禮時的方位安排、奔喪的方式和時間的不同、喪服的等級、居喪的飲食起居及表情、祭祀的程序乃至執孝子手慰問話語的不同，以及遇到各種意外情況的處理方法，都做出了詳盡的規定，甚至到了繁瑣的地步。
葬禮通常是兒女們為父母操辦的儀式，是兒女對父母奉養行為與情感的集中體現，對于“以孝治天下”的中國傳統社會來說，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從最初的“三禮”（指《周禮》、《儀禮》、《禮記》）到后來的《唐開元禮》、《宋政和禮》、《大明會典》、《清通禮》，歷代統治者都對葬禮的規格、等級、程序等，做出了詳細而嚴格的規定，將一個社會中普遍的儀式行為，上升到了國家制度的層面。
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一方面是上層統治者的維護和提倡，一方面是喪葬禮俗本身所具有的保守性，歷經幾千年的變遷之后，中國的傳統文化在此表現出了頑強的生命力。無怪乎外國學者將葬禮看成是界定中國人文化認同的核心。
喪葬禮俗之所以具有保守性，一方面是由于人們對死亡的懼怕和對“生”的渴望，使得喪葬禮儀中“避死趨生”的各種行為和禁忌得到了相對嚴格的遵守，從而處理死亡的儀式顯現出了較高的傳承性；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人們看待生死問題的心理觀念在歷史的發展演變中保持了基本穩定的文化內核，成為一種文化傳統。而在葬禮及其他儀式上表現出來的觀念、行為的一致性和穩定性，也使得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的認同得以實現。
喪葬儀式是探討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而獨特的角度，關于死亡的禮儀和習俗，是一個民族社會生活和整體文化構成的組成部分，體現著該民族的文化特性。中華民族樸素的祖先、鬼神信仰，被儒家納入“禮”的軌道，改造為“禮治”的工具；對另外一個*，要“敬鬼神而遠之”；而在現世，則表現為對生命的本能性熱愛和追求。
喪葬禮俗在具有保守性的同時，也是具有開放性和生命力的。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中國人的喪葬觀念及儀式不但與外來的各種宗教、他民族文化發生了滲透和互動，而且在本文化內部亦有上層禮制與民間習俗的“變異”。
在村落相對封閉的小社會，村民之間在身份、地位及家庭財富上差異不大，故而葬禮的規格和各種細節上也不會存在根本性的差異。基于社區普遍水平的身份認同和經濟狀況，與社區內的文化流傳和普遍觀念相適應，他們已經有一套約定俗成的葬禮程序和規則。這就是國家層面的“禮”在民間層面的表達—— “俗”，其中蘊含了國家"正統"觀念的影響和流傳，也體現著村民在自己生活具體情況下的取舍和選擇。而后者體現著鄉村社會所獨有的生活邏輯和原則，正是在此意義上，對于“名不見經傳”的普通中國人行為與價值觀和非精英文化的研究才成為可能。
喪葬禮俗開放性和變異的另一個表現，則在于儀式的區域性差別。這就是所謂“因成俗”，不同地域、不同的社會，歷史和地理因素，使得在相同文化傳統的基礎上產生了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而只有把握住不同區域內的個性文化特征，才能更全面、更深刻地認識漢民族整體文化。
對待死者，各種文化一般都采取了聚集親友進行悼念的形式。人類學理論認為，葬禮是一個社會整合的重大契機，對死者*和人間*的秩序進行重新安排，以使社會機制能夠正常運轉。
葬禮作為國家“禮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對不同身份的死者在殮服、棺槨、隨葬物品、送葬儀仗、墓穴和陵寢等方面嚴格的等級規定，強化著等級秩序和差別。同時在葬禮中受到強調的，還有宗法制度中最關鍵的“宗子”的確定，和區分與死者親疏遠近的人倫秩序，這些主要是通過“喪服”制度來體現的。在村落社會中，社會地位的等級差異幾乎是不可辨別的，而人倫秩序所強調的血緣遠近，則仍然是一個人親屬關系坐標的重要原則，也一直在影響著他們的人際關系和行為規則。
一個家庭與親友之間的情感和物質聯系，在葬禮中也得到了加強。親友們來哭奠，并贈送賻儀，對家庭的喪事表示情感和經濟上的支持，既密切了雙方之間的關系，又為日后的往來做好了準備。親友們送來的禮物，日后是需要通過對方的儀式場合回饋的，而連綿不斷的物質和人員往來，就使得雙方關系可以持續發展下去。
同時，由于死者生前在親屬關系鏈條上占據著一定的地位，他的死使得這些關系和聯系出現了斷裂和缺失，而葬禮就負有修補、重建這些關系和聯系的重任。人們一方面通過對葬禮儀式的共同參與來增加相互之間的認同，另一方面，葬禮中及其后也還有各種儀式，來明確、協調新的人際關系，便受到威脅的群體生活得到最有力的重新統協的機會。
在相對較小的農村社區中，鄰里在葬禮中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雖然禮書里只有一句“鄰里為之糜粥”，我們也可以從中窺到鄰里的重要作用——他們要負責照料孝子們的飲食起居，這對于孝子們保持身體的健康狀態，從而保證葬禮儀式的順利進行是非常關鍵的。農村中的葬禮一般都不會用專業的殯葬機構（如“杠房”等）來操辦禮儀，所以鄰里的“幫襯”就顯得非常重要。有學者曾提到了抬棺材用的“社杠”。這是共用的木杠，社區中的任何一家都可以使用，而且在抬的時候幫忙出力者中，最多的恐怕也還是社區中的其他人家——鄰里。
不管是幫忙操辦喪事的家族中人和鄰里，還是前來吊唁的親友，主家招待和表示感謝的方式中總免不了“吃”。在我所調查的社區中，標志葬禮“大小”規模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出殯當天午飯的質量高低——通常情況下就是“肉的多少”。這頓飯的規格是主家自己定的，主要依據是家庭經濟能力的大小。葬禮上的宴會起社區整合和加強認同的作用，同時也具有在社區內均衡財富的功能。
在葬禮中出場的，既有家庭的所有姻親和家族中人，又有社區中共同生活的鄰里，所以葬禮也就成了一個家庭社會關系和實力的展示過程。喪事越隆重，參加的人越多，主家也就越有“面子”，這在鄉村社會中是衡量一個人和家庭價值的重要指標。因此，葬禮也是一個人實現和體現自我人生價值的重要機會——社會關系網絡的大小、經濟能力的高低、人緣的好壞，盡在其中。不僅是對生者，死者如果能夠知道有這么多的人為自己的死而聚在一起致哀，也該對自己滿意了。 這也許就是為什么人們愿意“大操大辦”喪事的一個原因吧。
葬禮有非常熱鬧的場合，似乎不像是人們在為死者傷心難過，倒更像是一次禮儀、文化的演習活動。人們就通過這樣的反復演習接受最初的生死觀念、喪葬禮儀教育，了解傳統文化和禮俗，認同既有的倫理關系和道德規范。比如，儒家最強調的“孝”，通過孝子孝婦的哭、“俑”和磕頭禮儀，以及為老人準備的棺槨的厚重、隨葬物品的豐富、整個儀式的風光，在“事死如事生”的過程中得到了體現，也教育和感染著所有參與和觀看葬禮的人們。而輿論也會對孝子們進行 “孝”與“不孝”的評判，使得人心向“孝”，尊老敬長。傳統觀念就這樣一代 代流傳下來，而一個民族特有的“民族心理”也是這樣積淀下來的。
一般情況下，葬禮尤其是老年人的葬禮非常熱鬧、隆重，是不亞于婚禮的。雖然死是一件令人傷感的事情，但是葬禮卻是人生的另一場“盛宴”，是人生必不可少的一個重要環節。人們通過葬禮來了解生死，從而體認生命和對生命的信念；通過葬禮，盡自己對父輩和社會的責任，完成生命中的一項重要任務；也通過對外展示家庭的經濟能力和人際網絡，表達個人生命的價值和意義。“老喜喪”的說法，更可以讓我們明白人們對待葬禮的態度——不是簡單的恐懼和痛哭，還有積極的面對，讓每一個人隆隆重重、轟轟烈烈地走完生命的最后一步，也讓生者有這樣隆重而熱鬧的一生。
中國文化中非常強調的一點，就是“人倫秩序”；行事雙方都必須根據自己與對方關系的親密程度差異、具體的情境差異等來調整相互之間的禮儀與行為方式。與死者的關系不同，每個人的身份地位不同，他們在葬禮中的行為也是不同的，喪服的“五服制”就是一個最好的體現。雖然民間的風俗已經不象禮書要求的那樣嚴格，但也不是“孝子”與“親友”兩種分類可以盡含的。
葬禮雖然是“因”死者舉辦的，但更多的卻是“為”生者而進行的。這里展現的，不僅是對陰間*的想象和對死者的身后安排，更體現了生者的生命觀念和生活狀態；在其中發揮作用的，是活人的組織和秩序規則。
儀式可以體現一個民族的精神意識，作為中國社會中兩千多年來不曾中斷過的人生禮儀——葬禮，更可以表達社會的種種特性和目的。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禮”首先是一種制度，一種規則。在國家的層面，“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規定和制約著國家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民間的層面，“禮”與“理”仍然是民眾對生活中儀式規則和人際互動規則的稱呼。
正因為“禮治”的規則滲透到了日常生活中，禮的另一種含義——“禮儀”、“儀式”——則具有了生活的意義。而兩千多年后，我們從“俗”的角度來看待這些儀式時，盡管它們與最初源頭的“周禮”已經有了明顯的區別，我們仍然可 以發掘出其中隱含的生活的規則、秩序和觀念。
由上可見，葬禮的傳統抑或傳統的葬禮某種意義上在現代社會仍有存在的意義，無論人們如何看待或評價這種意義，但這些對于當地人來說總是有價值的，因為他們是從日常生活的連續鏈來理解并操辦著每一個葬禮。 喪葬改革或移風易俗運動是外部力量介入一種相對穩定的禮俗秩序的過程，因此，在推進這一運動時，需要在了解并理解當地人的禮俗心理需要的基礎上，采取逐步替代的方式來漸進地推行。
文章來源：網絡 | 更新日期:2023-04-26 00:00
